香港

我所羨慕的香港，她有另一種屬天的價值

中國沿海的島嶼或半島很多，為什麼英國會先選擇「香港」(早期稱為小香港，Little Hong Kong)，作為初期的殖民地？

當阿美士德爵士(William Amherst，1773-1857)搭著阿爾夏斯特號(Alceste)，前往北京，想面見嘉慶皇帝(1760-1820)。當時清朝貪污、腐敗，朝廷又拿不出改革對策與魄力。

超大的瀑布

阿美士德竟然沒帶禮物，也未先打點周遭人士就前來，他遇到嘉慶皇帝又不肯三跪九叩，被趕出去。

他想與中國通商的想法遭到破滅，更糟的是沿途南返，所過中國各港口，居民都拒絕提供淡水。

惟獨到了香港，竟然獲得居民友善的對待，給與淡水。與阿美士德爵士同行的藝術家哈維爾(William Harvell)，畫下香港是有大型臨海瀑布，瀑布自內陸流出，直入大海的地方。

這幅畫在1817年完成，哈維爾將這瀑布的斷面畫得很大。其實，這不是他的幻覺，早在1748年，英國著名的探險家安森(George Anson,1697-1762)在所著的《環球世界之旅》(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)一書中，首先提及：「香港水深浪平的海港，有一道瀑布自山上流下，能自海上看到，是清楚的地標。」，由於瀑布水質甘美，飲來如同「香」澤，這是「香港」地名由來的之一。

1817年之後，英國無法與清廷進行貿易，轉而走私販售，甚至學葡萄牙人販售鴉片給中國，獲取暴利，引致1840年開啟戰爭。

1841年英軍第一次鴉片戰爭獲勝，清廷割讓香港。

1842年，英國人前來香港時，發現瀑布已經很小，只剩太平山集水區匯集到山谷的溪谿跌水。當地的居民依山勢立柱疊屋，人居住在二樓，一樓養豬與雞，飲水大都鑿井或取自溪水，溪水與地下水容易遭受到人、畜(豬、雞)排泄物的污染，這是香港後來公共衛生，發生問題的主因。

信心的投資

中國人長期在這種環境中生存，當時前來的英國軍隊，一年內有10%的官兵，染病逝世。英國前來香港，是選錯地方嗎？還是另有更深遠的意義？

1843年，馬禮遜教育協會(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)的理雅各(James Legge,1815-1897)前來，首先向移民當局申請設立學校——「英華書院」。

這所學校為栽培華人傳道人與社會領袖作準備，遭到殖民當局的拒絕。香港是為商業的跳島，他們不想有第個目的，對中國人傳福音可能要另起糾紛。

理雅各像先知耶利米，先跨出信心購地投資。「是合乎承受之理，是你當贖的」(耶利米書32:8)。

他將書院改成「印刷所」，鑄造中文鉛字，印刷聖經，與翻譯外文成中文書籍，鼓勵閱讀，造就人才，領人歸主。但是當時海外奉獻有限，只能在最少財物上，作最多的事工。即使英華書院的活字版，與機械印刷，是當時是東亞最好的印刷設備，前來的學生很少。

彰顯主大能

即使福音要在香港立足非常困難，但是要培養人才成為中國的祝福，仍在一批愛主基督徒的口中，他們對中國人靈魂的負擔，使香港成為不忍捨棄之地。

1848年1月，加州發現黃金，引發開發黃金熱。美國商人自廣東招募許多挖礦工。由香港輸出，1849年開始以後持續增加，一直到1852年才趨緩。至少輸出約61,000位勞工到國外，香港的目的，只是為了輸出廉價勞工到海外？

當時，香港移出海外的居民多，還需要在香港傳福音嗎？福音的開拓，需要偉大的先見，與對人靈魂深沈的負擔，否則看這狀況，會失望。感謝耶穌，祂啟示傳福音的人，當如何行，才是上帝國的策略，不受一時環境的影響，而沮喪。

例如第一個前來中國的宣教士馬禮遜(Robert Morrison,1782-1834)，1807年搭船前來時，船上的旅客問他：「中國人崇拜偶像，已經五千年，你一個人前來傳福音，你能為中國作什麼？」。

馬禮遜答：「在我不能，在主凡事都能。」這是多少福音先鋒，他們勇敢與信心的腳步，是與主同行，在時代的前端。

福音的前哨

1843年，英國教育宣教士史丹頓(Vincent John Stanton,1800-1879)也前來香港，他認為：「就地理而言，香港是個小地方。就福音而言，香港將成為一個大有影響的都市，將是向中國人宣教人才的搖籃地。」

他在1845年於香港成立「聖保羅書院」(St. Paul’s College)，但是中國仍受傳統的私塾教育，受教育的目的與科舉考試，求取功名有關，學校很難收到學生。

1850年，史丹頓生病回到英國，接續前來的是牛津大學的教育學家司密斯(George Smith,1815-1871)，他也是慘淡經營。

同年，太平天國興起，勢力迅速席捲長江以南臨海的諸省份，。戰爭帶來失序，失序帶來百姓的逃亡，許多人逃亡到香港，再由香港逃到日本、琉球、夏威夷、東亞、澳洲等。

司密斯做了一件很特殊的事，他不斷地陪著難民，到不同的國家，他為四散到外國的難民設立聚會的地方，教導聖經，堅固他們的信心。

司密斯知道需要幫手，他持續寫信、出書，將香港的近況寄回英國，在各教會間傳閱與代禱。

但是太平天國與清朝的軍隊，四處作戰。戰爭引來許多盜賊，市場貿易隨之衰敗，使得香港的居民的，人心惶惶。

低調的工作者

任何時代的危機，都有榮耀主的機會。1860年，在蘇格蘭的亞伯丁(Aberdeen)，有一個名叫史都華 (Frederick Stewart,1836-1889)的年輕人，讀到司密斯的報告，他對香港與中國內地的福音大有負擔。

香港已經在英國管理二十八年了，但是蒙恩的人還是非常稀少。雖然逐漸吸引更多商船前來的港口，外表看似繁華，有著西方的享受，仍是期待福音撒種的荒區。

還要等待多久？還要等待多久？

上帝的西布倫，蒙恩真光的照耀地，

中國——古老的帝國，

文明的古國仍在沈睡，

五千年之久，迷戀於自己的成就，

自戀於思想所建的系統與體制，

自滿於廣大統轄的人口與疆界，

逐漸，一代成為一代的包袱，

使眾人淪入難以走出的網羅。

不只是窮苦者，連最有權、有勢的人，

當時看似風光，

長期來看，也不過是起伏於汪洋大浪上的一根稻草。

即使一時吸引眾人眼目，

但是從永遠看到永遠，

將看不到那人的踪跡。

誰叫他，真光照耀黑暗的時候，

他在外出風頭。

史都華決定前往香港，臨行前亞伯丁學院(King’s College)的院長坎培爾(Peter Colin Campbell,1810-1876)替他向英國女皇申請到「香港教育督察員」的資格，讓他以這身份前往。

1862年3月10日，史都華抵達香港，他一放下行李，就立刻工作，到香港附近鄉村，視察學生上課的狀況。他一生以「要安靜作工，喫自己的飯」(帖撒羅尼迦後書3:12) 作行事的原則。

他作事明快，但是低調而行。為了福音的目標，經常與人合作，不爭取不需爭取的事，不鬥氣易於生氣之事。

教育對文化的影響

他寫道：「香港是中國的小港，卻是東西方交會的所在。教育，是傳福音的好入口。因為教育的核心目的，是讓人知道生命的意在跟隨基督。此外才是恩想的啟迪，作事能力的提高，與成為有效的溝通者。」

他又寫道：「教育是結合信仰與文化最有效的事工，但是在開始仍需瞭解不同種族，不同語言，在不同文化與社會階層的發展。」同年，史都華成立「中央書院」(Central School，後改名為皇仁書院)。他為香港大部份的男、女生未受教育而感痛苦，甚至為失學的孩子哭泣。

他寫道：「中國人常將吃飯，放在生活的舒適之前，將生活的舒適，放在給孩子受教育之先。不知道受教育才知如何過乾淨、有益健康的生活，有益健康的生活習慣，就知道吃什麼。」

「中國人常誇經驗，以自己白頭髮愈多就懂得多，以這種心態，拒絕受教育。而且教育中國的內容，重視記憶，一些句子背誦很久，也不求慎解。教育變成維持順從，而非主動探索。」

跨文化的溝通

他是第一要求香港人必須同時習英文，又學習自己語言的人，他要求每天八小時的課，四小時用英語，四小時用廣東話。他寫道：「學好英文(會說、會讀、會寫)，香港人才有機會將中文帶到海外，將英文帶回內陸」。當時很多人反對，認為香港人怎能講外語？

他堅持，並且一年招收180-250個學生，他認為：「學習語文不在人種，而在使用語言的機會。」他將學生依程度分三班，他同時教三班，一班上了三分之一，讓助理的老師接手。他同時培養學生與老師。

1865年，他擔任首任香港教育局局長。他設立學制，設立鄉村學校，鼓勵女生入學。他翻譯中文古典教材成英文，尊重中國的文化；又翻譯英文成中文，他提出：「一個文化，可以同時接受二種主要的語言，破除一種主流文化的延傳，必須用一種主流語言來維繫。」，並以香港學生的所需，撰寫英文教材。並鼓勵學生閱讀。

為香港走出一個屬天的格局

他提出：「香港不是西方的翻版，也不是傳統的延續，而是互融。我是個教育者，不單是教學生知識，而是讓學生知道最有價值的是什麼。知識會過去，最有價值會留下，這是教育之根，也是最難教的，我本身必須成為教育的生命，才能讓學生的心得訓練。無論是擔任老師、校長，或任何的職位，在我的心中，有個更高的呼召，給我更重的責任，讓我不效仿世界的方式。」

起初的學生認為英文沒有什麼意義，如何鼓勵學生對英文的喜愛？史都華寫道：「我掌控教室的氣氛，就像給出氧氣，幫助魚缸的魚呼吸。 」。他設下競爭制，並讓進步的學生得獎勵。並且建議政府，聘任優秀的學生為公務員。

1868年，他開始受到外界的攻擊，因為學生在學校信主、受洗，有人認為他是利用公務傳福音。他回答：「學生公開信仰，是提昇香港教育的結果。

我們在此任職不是政府的支持，不是民間的委託，我不以福音為恥，來了就從事絕不後悔的事。教育不是只讓學生承受，而是要他們有表達正確的取向，有對永遠的抉擇。這是任何人、任何單位，沒有權力涉及的範圍。」這成香港教育的基石。

上帝掌權與保守的所在

他後來被稱為「香港教育之父」(The Founder of Hong Kong Education)。

他的學生廣泛，影響很大，例如畢業於1867年，著名的香港律師韋寶珊(1849-1921)。畢業於1871年，雅麗氏紀念醫院(Alice Memorial Hospital)的成立者何啟(1859-1956)。畢業於1878年，著名的企業家何東(1862-1956)。畢業於1882年，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(1866-1925)等。

上帝對香港的祝福，是不斷吸引優秀的人才，到香港服事祂，上帝對中國的祝福，是不斷在香港培養人才到海內外，與中國的服事。

上帝的人才在這裡，上帝國的事工就在這裡；上帝國的事工在這裡，上帝的權能、聖靈的感動與充足的信心就在這裡。迄今，世界上的任何國家，那裡是福音多魚的地方，那裡就有香港人。

資料來源：

1.Bickley G.,1997. The Golden Needle-The Biography of Frederick Stewart(1836-1889).

Overseas Printing Co. Hong Kong.

2.Sweeting. A.,1990.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-1841 to 1941. Fact & Opinion.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. Hong Kong.

3. Cameron, N.,1986. The Milky Way-The History of Dairy Farm. The Dairy Farm Company Ltd. Hong Kong.

(我在香港演講的稿子)